【原文】

太上①，下知有之；其次，亲而誉之。其次，畏之。其次，侮之。信不足焉，有不信焉。悠兮其贵言③。功成事遂③，百姓皆谓：我自然。

【注释】

①太上：最上等的。

②贵言：珍惜言辞，即很少发号施令。

③事遂：把事情做好了。

【译文】

圣人治民，人民感受不到他的存在:其次的统治者，人民亲近他、赞誉他；再次的统治者，人民畏惧他:更次的统治者，人民轻蔑他。统治者的威信不足，人民才不相信他。圣人施道，悠闲自在，少发号施令。事情办成功了，老百姓会认为："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"。

【导读】

统治者的四种层次，不同的次人民对待他的态度也名不相同。其中最好的统治者，悠闲自在，很少发号施令，人民其至感觉不到他的存在。当事情办好之后，人民会认为自已本来就是这样的。

【解析】

在本章里，老子主要论述统治者治理国家的问题，他主张无为而治，无为的真正内涵是无不为，只有达到了这一境界，才能实现国泰民安。那么统治者怎样才能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境界呢？

老子说大道无言而长存，大道无为而长能，真正的治国之道是无为而无不为。人们也常说“强扭的瓜不甜”，这是有道理的，因为人之所以“强扭”，是因为还没等到瓜熟蒂落，而没长熟白勺瓜又怎会甜呢？这是因为人们没有顺应自然规律，而是凭着自己的感觉主观臆断，这样必然会自食其果。这里的自然规律也可称为“道”。在现实生活中，一旦人们违背“大道”就必然会受到惩罚，为了不受大道的惩罚，毫无疑问，人们就必须合乎大道的规律，一旦人们的行为与大道吻合，就会自由自在、事半功倍。退一步讲，统治者要想不受大道的惩罚，就必须顺应大道，做到无为而治。

老子在本章里将统治者分为四个等级，他们分别是：太上、其次、其次、其次、、为了便于理解，我们不妨将以上四个等级看作：太上、其次、再其次、最次。即最高级的是无为而治的合道之王；其次是立圣言、重信诺以召引天下之士的王道之王；再次是以强力征服天下并以威严震慑人民的霸道之王；最次的则是群起而侮之的末路之王。

“太上”有两个意思：一是最高明的统治者；二是遥远的上古时代。这里指的是最高明的统治者。老子对“太上”的肯定，说明老子对像道那样的“看不见的手”的统治非常推崇，标示着老子对有为政治的反对。在老子看来，最高明的统治者应当实行无为之治，治理国家和人民时采取一种自然而然、不横加干预的政策，这种政策的特点是尽量减少自己对国家和人民施加强有力的影响，不增加人民的经济负担，不对外进行大规模的战争，因而民众感觉不到他的存在。最高明的统治者采用的是顺应自然规律的方法，不对人民生活进行干涉，所以人民生活得自在安乐，没有怨尤的对象，也就感觉不到统治者的存在了。

“其次，亲而誉之。”这是稍逊一等的统治者，这种统治者的特点是给人民施以恩惠，人民亲近他赞誉他，他施惠于民，但不高高在上，不让人民感觉到他的特殊性，他可亲可敬，和人民相处融洽。

“其次，畏之。”这种统治者声色俱厉，经常摆出盛气凌人。不可一世的神态，并用强制手段来确保国家机器的运转，统治者和百姓的关系视同水火。统治者制定出苛刻的规章制度，这些规章制度的制定则直接威胁到了人民的生命安全，老百姓对其心怀畏惧，常常处在暗无天日的悲惨境地，在忍气吞声中不断积累仇恨。

“其次，侮之。”这是最下等的统治者，这种统治者专横跋扈，不把老百姓的生死放在眼里，甚至不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子民，而是把他们当作奴隶来对待，对他们进行奴役、辱骂。老百姓对这种非人的待遇忍气吞声，等到忍无可忍的时候，他们也会被逼上梁山，揭竿而起，反抗暴政。

因此，老子推崇的是实行无为之治的统治者，因为他们不会轻易向人民发号施令，他们慎言谨行，决不破坏老百姓的生活规律，老百姓遵循大道，统治者不必劳神苦思，国家就得到了治理，百姓也过上安宁的生活。生活富足安定，百姓就感觉不到统治者的存在，觉得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。百姓有了这种感觉，自然心中没有感激之情，没有感激之情也就无所谓仇恨，没有仇恨，国家自然太平。这样的场景，正是老子对“百姓皆为我自然”的最好描绘，这也就达到了老子所谓的道的境界。所以，统治者要想成为“太上”，就要取信于天下，顺应自然，这就实现了“王道”。

王弼《道德经注》

太上，谓大人也。大人在上，故曰“太上”。大人在上，居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万物作焉而不为始，故下知有之而已。言从上也。不能以无为居事，不言为教，立善行施，使下得亲而誉之也。

太上，是指伟大的领袖。他的地位在上，所以叫太上。他的地位高高在上，不以自己的意图妄自作为，不以自己的观念和言辞妄加教导，让万物自然发展变化而不去改变、创立，所以地位低下的人们只知道有这样一位领袖，而不知道他都做过什么、说过什么。这是以崇尚最上层次的道的规律来统治。不能以无所作为的准则来处理事情，不能做到不用自己的观念和言辞来教导，而是设立善的标准、模范，施与百姓利益，使百姓爱戴、赞扬他。

不复能以恩仁令物，而赖威权也。不能法以正齐民，而以智治国，下知避之，其令不从，故曰：“侮之”也。夫御体失性，则疾病生；辅物失真，则疵釁作。信不足焉，则有不信，此自然之道也。已处不足，非智之所齐也。

不再能以恩德仁爱使事物服从，而依赖威严的生杀奖惩之权。不能褒赏正确的行为、贬罚错误的行为来管理百姓，而以智谋、欺诈来治理国家，百姓识破而巧妙地回避法令，法令因此不被遵从，所以说百姓轻蔑、侮辱它。过分看重物质性的身体会失去本性，疾病就出现了；过分执着于外物就失去了自己的本真，错误、瑕疵就出现了。人若失信，别人也会对他失信，这是自然规律。已经处于不足、被动的地位，不是智力能够扭转局势的。

自然，其端兆不可得而见也，其意趣不可得而睹也。无物可以易其言，言必有应，故曰“悠兮其贵言”也。居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不以形立物，故功成事遂，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也。

如果领袖按照自然规律去治理百姓，谁都无法看到他行使权力的预兆，谁也都无法了解他的动机和想法。他说出的话什么也不能令它改变，说了就一定做到，所以说悠然而珍惜自己的话语。不以自己的意图妄自作为，不以自己的观念和言辞妄加教导，不只以形态来定义事物，所以功绩达成、事情完工，而老百姓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

苏辙《老子解》

以道化育天下，而未尝治之，民不知其所以然，故亦有之而已。以仁义治天下，其德可怀，其功可见，故民得而亲誉之。其名虽美，而厚薄自是始矣。以政齐民，民非不畏也，然力之所不及，则侮之矣。

以道来指引、哺育天下万物，而不用行政等手段去治理，百姓不知道天下是怎样得到治理的，所以只是知道有位领袖。以仁义来治理天下，他的品德人们都记在心里，他的功绩人们都看在眼里，所以百姓都亲近赞美他。名声很美好、很伟大，但是对善恶美丑爱憎不同的态度已经萌芽了。以行政和法律手段来管理百姓，百姓不是不害怕，然而政权的力量未能达到的地方，百姓就会轻蔑、侮辱统治者。

吾诚自信，则以道御天下足矣。唯不自信，以加之仁义，而重之刑政，而民始不信。圣人自信有余，其于言也犹然。贵之不轻出诸口，而民信之矣。及其功成事遂也，则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矣。

我如果能真正地相信自己的德行、能力，那么以道来统治天下就足够了。只有不自信才会再施与慈爱正义，并重视行政和法律体系的建设，而百姓则开始不信任统治者了。圣人充分地相信自己，对于自己说的话也充分地自信有能力兑现。珍重自己的言语而不轻易说出口，百姓就会信赖他。等到功绩达成、事情完工，百姓逐渐变得善良而远离罪恶，自己却没有察觉。

【经典解析】

老子认为最好的统治者根本不用费尽心力去治理百姓，他只需要有足够的威信，悠闲自在地垂拱而治就可以了。而这种威信的来源正是“贵言”，即少发号施令。太多的政令，朝令夕改只能让人民更加困苦，让百姓不知所从。在老子眼中，政府不是管理人民的权力机构，而只是调节人民、使人民做事顺从自然之道的工具。平时政府和人民各安其是即可，人民不需要知道统治者的存在。

在《帝王世纪》中，记载了帝尧之世，“天下太和，百姓无事，有五老人击壤于道，观者叹日:大哉尧之德也!老人日:‘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。帝力于我何有哉?””这可以说是对老子的“百姓皆谓‘我自“乐民之乐者，民亦乐其乐;“忧然”的最好描述。儒家讲以德治国，孟子说:“明君治国使百姓爱戴，万民称颂，然而在老子眼中这民之忧者，民亦忧其忧。”仅仅是使百姓“亲之誉之”的次一等的统治者了;至于，实行严刑峻法，令人民生畏的法家，则又次了一等;那些朝令夕改，毫无威信的使人民轻视的统治者则为最次的。

老子的想法固然是好的，然而我们也应看到，这只是老子的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。人性是多样的，尤其是在经历过大乱、大变动的时代，有时一味地让人们自由发展并非最好的办法。人们常说:“乱世用重典。”即是如此。我们应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老子的学说，在认识到其政治理念的时候，也应看到它的时代性、局限性。否则否则只能是胶柱鼓瑟，采用错误的方式。

【哲理引申】

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思想，并不是真正的毫无所为，他所说的“贵言”，也不是“无言”。无为而治的思想，要求统治者减少对人民的干扰，避免让政令扰乱人民的正常生活，但并不是对人民过于放纵。相反，对于作奸犯科之人应及时纠正，对于不合理的政策应及时调整。

《左传。昭公二十年》就记载了为政过宽的错失。郑国的子产病重。他对子太叔说:“我死以后，您必定主政。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够用宽厚的政策使民众服从，其次的政策没有比严厉更有效的了。比如火势猛烈，人们望见它就害怕，所以很少有人死于火。水性柔弱，民众亲近并和它嬉戏玩弄，所以死于水的人就很多，因此宽厚的政策，实施的难度要大。”子产病数月后就去世了。

太权继任主政郑国，不忍心采用严厉的政策而实行宽厚政策。郑国因此很多盗寇，他们招集人手聚集于萑苻泽中。子太叔很后悔，说，“我早点听从子产的话，就不至于弄到这个地步。”于是出动士兵去国剿萑符泽中的盗寇，将他们全部杀灭，从此盗贼活动才稍稍平息。

孔子听到这件事后说:“好啊!政令宽大民众就息慢，民众息慢就用刚猛的政策来纠正。政策刚猛民众就受伤害，民众受伤害了就施与他们宽厚的政策。宽厚用来协助刚猛;刚猛用来协助宽厚，政治这才得以和谐。”

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可谓是“无所为”的典范。朱翊钧登基时有老师张居正辅佐，还没什么太大的过失，等张居正过世后，他就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。竟然三十年不出宫门、不理朝政、不郊、不庙、不朝、不见、不批、不讲。万历十七年(1589年)，朱翊钧不再接见朝臣，内阁出现了“人滞于官”和“曹署多空”的现象。以至于朱翊钧在位中期以后，方入内阁的廷臣不知皇帝长相如何，国家重臣虽对政事忧心如焚，却无计可施，仅能以数太阳影子长短来打发值班的时间。官员上奏的奏折，他都随意抛在一边，从不批复，国家各个机构的官员都出现大量缺失，他也不闻不问。他这样的“无为而治”使好好的一个大明江山逐渐滑向了衰落、崩溃的深渊。

可见为政之道并非是一成不变的，有的人过于勤政，但拯救不了王朝的危亡;有的过于“无为”，也治理不好国家;有因为过于相信儒学而德治失败的;有过分依赖严刑酷法而导致败亡的。学习老子的治国为政之道也是如此，它最大的前提就是得“道”，即参悟透事物发展的规律，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如今社会需要什么政策。老子一切的治国、处世思想都是在对“道”的理解之后，得出来的。人们应看到事物发展的一面，立足于现实，才能采用正确的行事、治世方式。